鲁迅先生将《世说新语》称为志人小说，这篇小品的确像一篇微型小说。首先，它的情节曲折完整。“苏峻乱，诸庾逃散”为故事缘起，庾冰“单身奔亡，民吏皆去”为故事高潮做铺垫，“唯郡卒”三字突出郡卒在救庾冰脱险中的重要作用。“小船载冰”和“籧篨覆之”，写尽了庾冰出逃的仓皇之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检甚急”，可见当时形势的险恶。小卒醉后胡言“何处觅庾吴郡，此中便是”，一下子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读者的心也快提到喉咙了，当事人庾冰更是魂飞魄散，正在这命悬一线的当口，大家都以为凶多吉少，却不料峰回路转，检查关卡的叛卒“都不复疑”。故事的情节险象环生，文章的章法跌宕起伏。像中国古代大多数小说一样，故事最后有一个大团圆的美满结局。小品结尾以“非唯有智，且亦达生”点题，起到了片言居要而又警策醒目的作用。其次，文章善于制造紧张氛围。如写庾冰“单身奔亡”，写他在小船上“籧篨覆之”，又如写郡卒醉后胡言，读这篇小品好像看恐怖电影一样大气也不敢出。最后，这篇小品对主人公“郡卒”形象的刻画也十分生动。如写郡卒嗜酒如命的癖好，即使在那样紧张的情况下，他在中途仍然要“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以动作写醉态十分传神，这也为下文“使其酒足余年毕矣”留下了伏笔。

最后两句“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既是点题，也是误读，更是移情。当时的人认为“此卒有智”，这一判断似乎大可商榷。当“吏民皆去”时此卒不去，可以说他忠于职守，但看不出他多有智谋。“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而且以“籧篨覆之”，后来正是由于“监司见船小装狭”才救了庾冰一命，这并不是此卒因为胆大心细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仓促之中只能找到小船和籧篨，事后的结局是歪打正着，活该庾冰福大命大。途中醉酒后的胡言乱语，更活脱脱一条莽汉醉鬼的形象。至于他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庾冰，看不出是在进行人生的赌博和投资，为了日后庾冰的“涌泉之报”，他好像根本没有想到庾冰报恩，更没有向庾冰索要“高价”。这一系列行为只能说他“有胆”，还看不出是他“有智”。此卒一次冒险而终生享福，是特殊时刻一连串的机缘凑巧，绝非他思而后动的理智设计。

如果说“此卒有智”是魏晋士人对郡卒的误读，那么“且亦达生”则纯属移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层，各有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憧憬。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绘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从记事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香喷喷白米饭吃到肚儿圆；现在农村那些大龄男性青年，他们最大的幸福恐怕是找到老婆；护送庾冰的郡卒是一个酒徒，“酒足余年”就是他人生的最高理想，也是他人生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官职爵禄不就是为了能痛快饮酒吗？自己要是能痛快饮酒，那还要官职爵禄有什么用呢？这位郡卒“不愿名器”，并不是他要摆脱高官厚禄之累，去实现“无官一身轻”的自在逍遥，是他从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他哪里知道有了“名器”还愁没有美酒？魏晋那些“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贵族，“名器”对他们来说比“衣来伸手”还要简单，所以他们把“不愿名器”视为通达，把“酒足余年”看成潇洒。这样，他们“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郡卒就成了他们实现人生理想的楷模。另外，魏晋之际儒家名教成了人们唾弃和嘲讽的对象，名士们酗酒、裸体、放纵，不过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行为艺术”。他们的人生理想不再是立德立功立言，适性任情才是他们渴望的生活方式，于是，《世说新语》出现了许多对酒鬼的礼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不仅张季鹰和毕茂世的人生理想与郡卒极其相近，连伟大诗人陶渊明临死前也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郡卒不也说“恒患不得快饮酒”吗？郡卒和陶渊明的人生遗憾何其相似！不过，这种相近或相似都是表面的，郡卒希望“酒足余年”只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名士们则是通过转换一种生活方式，来实现自己更本真更“自然”的精神追求。这恰如山村中的农舍与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形相近而实相远。从前很多乡下农民天天吃红苕和野菜，当下不少大款也开着“奔驰”跑到郊外去吃农家野菜，前者是不得不以野菜填饱肚子，后者是吃点野菜换换口味，要是因此认为中国农民全是美食家，那可真要让人笑掉大牙。

魏晋士人赞赏博大的胸襟、宽宏的气量、豁达的气度和高雅的韵致，《世说新语》还专设《雅量》一门。大家公认唯有“风流宰相”谢安众美兼备，既有“雅人深致”，又有宽宏气量，书中用了大量笔墨描写谢安的“雅量”。

所谓“雅量”，除了上面四个本质性规定以外，还应包括如下特征：面临突然变故时处变不惊，遭遇重大险境时临危不乱，任何时候都显得包容、宽裕、镇定、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