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初五日戌刻来函，具悉一切。旋又接十九日所发折片之批谕，饬无庸单衔奏事、不必咨别处，正与七年四月胡润帅所奉之批旨相同。但彼系由官帅主稿会奏，饬令胡林翼无庸单衔具奏军事，未禁其陈奏地方事件，与此次略有不同耳。弟性褊激，于此等难免怫郁，然君父之命，只宜加倍畏惧。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然自信此六年工夫，较之咸丰七年以前已大进矣。不知弟意中见得何如？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此大功。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余不能与弟相见，托黄南翁面语一切，冀弟毋动肝气。至嘱至嘱。

国藩手草

◎评点：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

奏折是官员与皇上联系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但清朝的制度规定，一般情况下，二品以上的官员才具有直接上奏的权利，低于二品的官员的奏折则要请人代呈。这样一来，上奏一事不仅是责任，也是权利的一种表现。曾国荃身为浙江巡抚，即便没有到任，但作为从二品官员，他是既有单衔上奏的责任，也有单衔上奏的权利。现在朝廷批他一个“毋庸单衔具奏”，无异于剥夺了他的这个权利。这是令曾氏兄弟大为不安的事。

这一封普通的军务奏折，是由机要幕僚赵烈文起草的。朝廷对这道奏折的批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是这样抄录的：“曾国荃未到浙江巡抚之任，嗣后军务与杨岳斌、彭玉麟一律由曾国藩奏报，毋庸单衔具奏。”

而这道奏章正是赵烈文主的稿。他为之心存歉疚，故提前从安庆返回江宁，慰藉老九。

老九无缘无故地受此一击，内心的愤恨和痛苦自然可想而知。十三日，曾氏又给老九一信，说这事是因为恭王心情不好而引起。曾氏的分析很有见地。李泰国事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斥巨资从英国购买舰队，英方只受由李泰国所传达的中国皇帝命令，别人不得干预。曾国藩、李鸿章对此坚决反对，这支舰队后交由英国变卖，损失了几十万两银子），弄得恭王奕?很不快。他虽然撤了李泰国的职，但作为总署的王大臣，他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这账无疑让慈禧及他的反对派给记上了一笔。另一方面，奕?也于此看出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等人，依仗军事实力坐大的趋势，“无庸单衔奏事”“不必咨别处”如同两根棒子，明里是敲打曾老九，其实也在敲打曾氏及李鸿章等人。只是飞鸟尚未尽，良弓不能藏罢了。朝廷与南方军事集团的冲突已露端倪，随着军事形势一步步地顺利，这个冲突也一天天地加剧了。

致澄弟（同治二年九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

接弟八月二十一日信后又连接二信：一系唐洲之弟德圃携来，一系沈霭亭之甥王君携来。德圃朴实稳练，此间必有以位置之。王君则无可录用，霭亭亦同来，此又不能不位置也。

此间自青阳解围后，各路平安。唐义渠在临淮近亦稳固。春霆已至南陵，令其由宁国、建平进攻东坝。沅弟军中士气甚壮，惟新奉批谕“无庸单衔奏事”，恐不免抑郁触动肝气。又沅近日添募陆军至二万之多，又添募水师十二营，全不函商余处，殊不可解。长江业已一律肃清，贼匪并无一船，杨、彭水师尽敷调遣，不知弟添十二营果作何用？其向恽中丞求索饷银火药，动辄数万或十数万，亦过于尽人之欢竭人之忠。

闻十月十九日家庙落成，将由县城叫省中戏班以志庆。吾意我家方在鼎盛之际，此等处总宜收敛，不宜过于发扬，望弟时时留心。吾身体平安，泽儿已痊愈，余上下均吉。家眷船初四日尚在长沙未开，大约十月乃到也。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

再，贺溍因兔形山之事来此告状，余批以不管隔省之事。渠求写信与弟及县局蔡、许诸君，但求不褫革渠之秀才，以后再不敢多事兴讼云云。究竟渠之讼事有理与否，褫革秀才之说已见明文否，望弟查明。渠既言以后定不多事，或有可以挽回之处（若太无理则不勉强），弟为之出力可也。（十四日又行）

◎评点：鼎盛之际宜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