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大唐帝国是在客观上作为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

前面说过，大唐帝国是在客观上作为农民战争胜利的结果而建立起来的。汉末以来大约四百年当中，政治、经济上和文学艺术上同样留下许多特别腐朽的封建性的东西。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力量，已经扫荡到政治、经济的领域，其精神上的影响必然随着就要扫荡到文学艺术的领域。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的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一样，文学艺术上也立即出现了新的气象。文学史上所谓“初唐”的时期（大约即是第七世纪的一百年），诗坛上一方面存在着以“齐梁宫体”为代表的颓废淫靡、形式主义的诗风的残余影响，另一方面逐渐成长着一种新的健康的东西，竭力要突破腐朽的旧传统的压抑和束缚，打出新的道路来。

陈子昂第一个旗帜鲜明地站到诗坛上来，宣布这个斗争的开始，并实行英勇的冲锋。现存的陈子昂的诗篇数量不多，其中已经可以显然看出后来的“盛唐气象”的萌芽。但是，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他并没有认真地、直接地去学习和继承。他的渊源，主要只是过去的几个诗人。那些诗人也曾或多或少地向乐府民歌学习过来，才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就。他们的经验是应该总结的，但把他们的作品当作主要的营养，却是不够的。因此，陈子昂的诗篇，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一种庄严刚健的气象，令人振作；另一方面却欠缺丰满和自然，令人感到干枯和板滞，因而也就不能在反对“齐梁宫体”的残余影响的斗争中，为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诗风夺取广阔的胜利。

陈子昂所没有做到的，李白做到了。陈子昂所没有完成的，李白完成了。陈子昂成为李白的先驱；李白结束了由陈子昂开始的斗争，奠定了胜利的大局。

李白在诗歌艺术上的崇高成就，和他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的继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我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历来一致承认的。李白对于汉末以来诗人们学习乐府民歌的经验，以及他们对乐府民歌进行艺术加工的经验，也曾作过一些总结。这是我国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历来也都知道，但没有充分认识其意义的。对于这两个问题，可以从下面三点来看：

第一，两汉、三国、南北朝的乐府民歌，经历了极其丰富的发展过程，留下了多方面的宝贵的遗产。李白以前的唐代诗人，也有能够继承这种遗产的，但往往偏于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因此也不可能获得全面性的巨大成就。到了李白，才能够对这些遗产作全面性的继承。汉魏乐府中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入的探索，两晋乐府中对幻想中的美好世界的强烈的追求，南朝乐府中的人民的美丽的爱情，北朝乐府中的英雄气概和边塞景色……三调杂曲之类的豪唱狂歌，清商小乐府之类的轻吟缓咏，“孔雀东南飞”之类的长篇叙事……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篇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又通过诗人的独特的创作过程，熔炼成一个全新的统一的风格。不但如此，时代更远一些的《楚辞》的某一部分的传统，也在李白的诗篇里面得到积极的发扬，这也是历来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一致承认的。此外，李白也曾仿作《诗经》式的四言诗，虽然大抵不甚成功，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接受遗产上的努力，范围是这样广泛。

第二，李白对于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遗产的继承，一方面忠实于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他的创造性。最突出的例子是他那些直接用乐府古题的诗篇，过去就有批评家指出：同一题目之下，乐府古词的妙处，往往正因为李白的新词而更加鲜明；但李白的新词，看起来又恰恰只是李白的作品，而不是任何其他诗人的作品。汉魏以来，诗人拟作的乐府很多，其中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的也不少，但像李白这样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却是空前未有的。文学史证明，正是需要这样高度创造性的继承，而不是相反的方式，才能把乐府民歌的遗产中的优良传统真正发扬光大起来。

第三，三国、六朝的文学史上，除了乐府民歌的光辉的发展而外，也曾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诗人，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向乐府民歌学习过来，他们的经验也需要总结，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李白对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正式谈起诗歌理论的时候，李白对他们曾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但在其他场合，对于谢朓、谢灵运、阮籍、曹植等，多次表示了情不自禁的钦佩和景仰；而且根据杜甫对他的正确的批评，他所受于庾信、鲍照、阴铿的影响，都相当地深。此外，在描写田园生活方面，运用口语方面，我们也可以显然看出陶潜和李白之间的某种关系。这个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在三国、六朝的时候，特别是六朝的齐、梁两朝，在乐府民歌的光辉发展的同时，诗人当中，除了那些特别伟大的和杰出的而外，一般确实都沾染了或多或少的颓废淫靡、形式主义的风气。李白对于那种风气既是抱着强烈的反感，自然就难免在理论上对那些诗人不加分析地一概抹煞。可是，在创作的实践中，那些诗人所留下的某些较好的经验，也很自然地要进入李白所注意、所总结的范围之内。

总起来说，李白在我国文学史上所起的伟大的作用，首先就在于他能够全面地、富有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因此，他就具有雄厚的艺术力量，来反映他的时代中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他那种积极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是相当适宜于这种反映的。假如我们今天不能读到李白的那些表现了典型的“盛唐气象”的诗篇，那么我们对于那样一个人民力量上涨的时代的精神面貌，认识上一定会有更多的隔膜。李白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当时已经成为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诗歌所拥有的一种战斗精神，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更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整个传统的一个光辉的特色。

195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