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初五日戌刻来函具悉一切旋又接十九日所发折片之批谕饬无庸单衔

接初五日戌刻来函，具悉一切。旋又接十九日所发折片之批谕，饬无庸单衔奏事、不必咨别处，正与七年四月胡润帅所奉之批旨相同。但彼系由官帅主稿会奏，饬令胡林翼无庸单衔具奏军事，未禁其陈奏地方事件，与此次略有不同耳。弟性褊激，于此等难免怫郁，然君父之命，只宜加倍畏惧。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然自信此六年工夫，较之咸丰七年以前已大进矣。不知弟意中见得何如？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此大功。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余不能与弟相见，托黄南翁面语一切，冀弟毋动肝气。至嘱至嘱。

国藩手草

◎评点：从“畏慎”二字痛下功夫

奏折是官员与皇上联系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但清朝的制度规定，一般情况下，二品以上的官员才具有直接上奏的权利，低于二品的官员的奏折则要请人代呈。这样一来，上奏一事不仅是责任，也是权利的一种表现。曾国荃身为浙江巡抚，即便没有到任，但作为从二品官员，他是既有单衔上奏的责任，也有单衔上奏的权利。现在朝廷批他一个“毋庸单衔具奏”，无异于剥夺了他的这个权利。这是令曾氏兄弟大为不安的事。

这一封普通的军务奏折，是由机要幕僚赵烈文起草的。朝廷对这道奏折的批谕，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是这样抄录的：“曾国荃未到浙江巡抚之任，嗣后军务与杨岳斌、彭玉麟一律由曾国藩奏报，毋庸单衔具奏。”

而这道奏章正是赵烈文主的稿。他为之心存歉疚，故提前从安庆返回江宁，慰藉老九。

老九无缘无故地受此一击，内心的愤恨和痛苦自然可想而知。十三日，曾氏又给老九一信，说这事是因为恭王心情不好而引起。曾氏的分析很有见地。李泰国事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斥巨资从英国购买舰队，英方只受由李泰国所传达的中国皇帝命令，别人不得干预。曾国藩、李鸿章对此坚决反对，这支舰队后交由英国变卖，损失了几十万两银子），弄得恭王奕?很不快。他虽然撤了李泰国的职，但作为总署的王大臣，他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这账无疑让慈禧及他的反对派给记上了一笔。另一方面，奕?也于此看出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等人，依仗军事实力坐大的趋势，“无庸单衔奏事”“不必咨别处”如同两根棒子，明里是敲打曾老九，其实也在敲打曾氏及李鸿章等人。只是飞鸟尚未尽，良弓不能藏罢了。朝廷与南方军事集团的冲突已露端倪，随着军事形势一步步地顺利，这个冲突也一天天地加剧了。

致澄弟（同治二年九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

接弟八月二十一日信后又连接二信：一系唐洲之弟德圃携来，一系沈霭亭之甥王君携来。德圃朴实稳练，此间必有以位置之。王君则无可录用，霭亭亦同来，此又不能不位置也。

此间自青阳解围后，各路平安。唐义渠在临淮近亦稳固。春霆已至南陵，令其由宁国、建平进攻东坝。沅弟军中士气甚壮，惟新奉批谕“无庸单衔奏事”，恐不免抑郁触动肝气。又沅近日添募陆军至二万之多，又添募水师十二营，全不函商余处，殊不可解。长江业已一律肃清，贼匪并无一船，杨、彭水师尽敷调遣，不知弟添十二营果作何用？其向恽中丞求索饷银火药，动辄数万或十数万，亦过于尽人之欢竭人之忠。

闻十月十九日家庙落成，将由县城叫省中戏班以志庆。吾意我家方在鼎盛之际，此等处总宜收敛，不宜过于发扬，望弟时时留心。吾身体平安，泽儿已痊愈，余上下均吉。家眷船初四日尚在长沙未开，大约十月乃到也。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

再，贺溍因兔形山之事来此告状，余批以不管隔省之事。渠求写信与弟及县局蔡、许诸君，但求不褫革渠之秀才，以后再不敢多事兴讼云云。究竟渠之讼事有理与否，褫革秀才之说已见明文否，望弟查明。渠既言以后定不多事，或有可以挽回之处（若太无理则不勉强），弟为之出力可也。（十四日又行）

◎评点：鼎盛之际宜收敛